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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海音资料

归档日期:07-25       文本归类:何凡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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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开全部中国现代著名女作家。其原名林含英,小名英子,原籍台湾省苗栗县,生于日本大坂,3岁随父母返台,5岁来到北京,在北京度过了童年与青年时期,在北京,她完成了从学生到新闻记者、从少女到为人妻母的转变,北京是她文学之路的起点。1948 年,举家迁往台湾,在台湾仍以办报、办刊、写作、出版为主,联络了大批在台的文化界人士,提携了大量台湾的文学青年,出版了众多文学名作,被称为台湾文学 “祖母级的人物”。林海音对北京有着深厚的情感,《城南旧事》一书既是她童年生活的写照,更是当年北京平民生活的写真,也是她最具影响的作品。

  林海音的创作是丰厚的。讫今为止,已出版十八本书。散文集《窗》(与何凡合作)、《两地》、《作客美国》、《芸窗夜读》、《剪影话文坛》《一家之主》、《家住书坊边》,散文小说合集《冬青树》,短篇小说集《烛心》、《婚姻的故事》、《城南旧事》、《绿藻与咸蛋》;长篇小说《春风》、《晓云》、《孟珠的旅程》,广播剧集《薇薇的周记》、《林海音自选集》、《林海音童话集》,编选《中国近代作家与作品》,此外,还有许多文学评论、散文等,散见于台湾报刊。

  林海音以她的成就、她的为人、她的号召力,成为联接大陆与台湾文学之间的桥梁、中国与世界文坛的桥梁。她的作品被译为多种文字,她的一生荣获众多文学奖项,1998年“第三届世界华文作家大会”荣获“终身成就奖”。

  《薇薇的周记》(1968)《窗》(1972)《林海音自选集》(1975)《剪影线)《林海音童线)《金鲤鱼的百裥裙》(1993)《奶奶的傻瓜相机》(1994)《往事悠悠》(1995)《英子的心》(1996)

  《我们看海去》(1996)《驴打滚》(1996)《林海音文集》(1997)

  展开全部辗转相思到天明 见习魔法师 二级(342) 我的贡献 我的消息(0/0) 百度首页 退出新闻 网页 贴吧 知道 MP3 图片 百科 帮助

  (1918—2001)林海音,台湾作家.原名林含英,小名英子,祖籍台湾省苗栗县,1918年出生于日本大阪。1921年随父母回到台湾;1923年又随全家迁居北京,并在北京城南定居下来。后毕业于北京新闻专科学校,并担任《世界日报》记者。一直到1948年才同丈夫、孩子一同回到故乡台湾。 2001年因患突发心肌梗塞、脑中风被送医急救,最终在2001年12月1日去世。

  林海音自幼在北京读书,长大后曾就读于女师,后进北京世界新闻专科学校。毕业后,即进北京《世界日报》当记者,还曾当过编辑、图书馆馆员。这些职业提供了广泛的机会,使她能较深入地了解旧北京的社会风貌,为后来的小说创作提供了许多素材。她的成名之作小说《城南旧事》即取材于这段生活。1948年林海音同丈夫回到台湾后,即被刚创刊不久的《国语日报》聘为编辑。1951年《联合日报》创刊,她被任为《联合日报》副刊主编,她的丈夫为主笔。这一时期,她特别注意扶植和的本土作家。如当时钟理和的稿子经常被退,林海音却常常使他的稿子重见天日。钟理和死后,林海音还替他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雨》,接着他的长篇小说《笠山农场》也在《联合日报》副刊上连载了。在主编《联合日报》副刊时,林海音刊登了一首名叫《船》的诗,内容是叙述有一艘船在大海里飘了很久,最后飘到一个孤岛上,金银财宝慢慢用完了,于是陷在困苦之中。台湾当局认为这是影射蒋介石到台湾后的生活状况,把作者抓了起来,林海音也因此不能再编副刊了。 林海音的创作是丰厚的。讫今为止,已出版十八本书。散文集《窗》(与何凡合作)、《两地》、《作客美国》、《芸窗夜读》、《剪影话文坛》、《一家之主》、《家住书坊边》,散文小说合集《冬青树》,短篇小说集《烛心》、《婚姻的故事》、《城南旧事》、《绿藻与咸蛋》;长篇小说《春风》、《晓云》、《孟珠的旅程》,广播剧集《薇薇的周记》、《林海音自选集》、《林海音童话集》,编选《中国近代作家与作品》,此外,还有许多文学评论、散文等,散见于台湾报刊

  1957午《文星杂志》创刊,林海音任编辑,同时又担任世界新闻学校教员。1967年她创办和主编了《纯文学》月刊,直到1972年《纯文学》停刊后,她又独立负责纯文学出版社,出版《纯文学丛书》。

  1976年11月4日,中文报业协会第九届年会在香港富丽华酒店开幕,林海音以台湾代表团团员的身份出席,并发表演讲。她后期从事儿童文学。

  林海音的文学生涯发端甚早,始于北京,而这一切同她的家庭有密切的关系。林海音出身于书香门第,她的父亲林焕文是优秀的爱国知识分子,早年受汉学的熏陶,后来又在“国语学校”师范部接受日本教育,精通日文,曾任教于台湾新埔公学,著名的日据时期的台湾作家吴浊流做过他的学生。后来林焕文远渡重洋到日本经商,在那里生下长女英子——林海音。以后又迁居北京,任邮政局课长。林焕文人缘好,又慷慨仗义,这对童年的林海音影响很大。

  长大后林海音生活情趣广泛,不计牺牲,勇挑重担,慷慨助人,这些性格特点,可以说是承袭于父辈而发展于自身。由于父亲早逝,面对生活和社会的重压,林海音对社会的认识较之同龄人更成熟更深刻,所有这些都构成了她创作小说的动力和源泉。在北京时,林海音已开始了文学创作。1948年回到台湾后初期的一段时间,她撰写了一些杂文和散文,大约是在1951年,林海音才真正走上作家的道路。她的作品十分丰富,包括小说、散文、杂文、评论、儿童读物等多种体裁,而以小说创作为主。

  林海音作为台湾老一代的作家,对台湾文学事业的贡献集中表现在小说创作、培育新人和兴办刊物三个方面。关于兴办刊物,前面我们已经讲过,她除了担任新创办刊物的编辑外,还亲自创办《纯文学》月刊达五年之久,并以选择作品质量高而享誉文坛,推荐并发表了许多优秀作家的作品。后来又创办纯文学出版社,其宗旨与《纯文学》月刊相似,选书认真,注意质量,颇受读者欢迎,至今仍是台湾有影响的文学出版社之一。在培育新人方面,林海音可谓为培育台湾文坛的一代新人倾注了心血,功绩卓著。60年代以来台湾涌现出的许多文坛新秀,多受她的提携和影响。这固然与她长期担任报刊编辑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出自对文学事业的热爱和对造就新人的热情。台湾知名作家钟理和的一生可概括为“生前笔耕,死后成名”,他默默笔耕一辈子,生前不为人们所知,而他的死后成名却应归功于包括林海音在内的几位知音。林海音在《一些回忆》一文中曾说起这件事。钟理和死后,其长子写信给林海音,请求她能帮助出版其父的著作。林海音一口承担下来,然后用募捐来的钱出版了钟理和的作品《雨》,这时距死者祭日仅有百日;而死者的另一本书《笠山农场》也在其周年祭时出版了,完成了死者的最终遗愿。林海音还如同当年扶植钟理和那样,以其在文学界的影响来提携钟铁民,使钟铁民逐渐成长为台湾小说界的后起之秀。钟氏父子从林海音那里受益良多,而身受这种恩泽的又何止钟氏父子呢?林海音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末,主要生活在北京,差不多整整30年。她的青少年时代的最美好时光都是在北京度过的,因此,她对北京很熟悉,对北京的感情十分深沉,在台湾也常称北京是她的“第二故乡”。也因此她的作品的故事背景多发生在北京,作者通过这些故事背景的描写,给我们描绘出一幅幅古城北京的风俗画和风景画,从中流露出作者对昔日生活的眷恋和缅怀,以及热爱国家民族的思想情感。1948年她回到台湾后,台湾的社会生活和乡土习俗又注入到她的生活积累当中,她也因此写了一些发生在台湾的人和事。总之,林海音的生活积累有两个来源:一个来自旧北京,一个来自台湾。

  林海音被大家所共知的作品是描写旧北京社会风貌的小说《城南旧事》,它曾被搬上电影银幕而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影片通过小姑娘英子的眼睛,描写了当时北京形形色色和许许多多的人和事。通过看似狭小的描写,却反映了当时北京的整个历史面貌,有极强的社会意义。林海音在《城南旧事》“后记”里说:“这几年来,我陆续的完成了本书的这几篇。它们的故事不一定是真的,但写着它们的时候,人物却不断涌现在我的眼前,斜着嘴笑的兰姨娘,骑着小驴回老家的宋妈,不理我们小孩子的德先叔叔,椿树胡同的疯女人,井边的小伴侣,藏在草堆里的小偷。”仅从这个简单的人物罗列里就不难看出,作者虽然是书香门第出身的知识分子,但她小说里的人物却不局限于这个狭小的范围之内。她关心广大的社会,擅长描写形形色色的社会众生相。她小说里的人物大都是市民阶层的群相,而中心人物则是各种各样的妇女。她致力于刻画中国妇女的勤劳、贤达、温柔、善良的美德,更擅于表现她们心灵的桎梏和命运的悲剧。夸张一点说,她的每一篇小说都离不开妇女的悲剧。有人对此评价说:“她的写作大都是针对妇女问题。但她往往能从世界性妇女问题的症结,来思考今日台湾妇女的特殊遭遇,深度已达到超越女性的界限。如果把林海音看做老一辈女作家的灵魂性人物,那么可以说,由于时代潮流的限制,她们较少反叛性,她们的控诉和抗议是温和与微弱的。”林海音的小说内容大抵是童年回忆中的“城南旧事”,小说中或深或浅含有自传的痕迹。但是它的境地并不是窄狭的,如同一切有成就的作家那样,她的小说是以小见大,从《城南旧事》可以窥见时代风云。因此,她的作品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和社会意义,对台湾文坛也有一定的影响。

  讫今为止,已出版十八本书。散文集《窗》(与何凡合作)、《两地》、《作客美国》、《芸窗夜读》、《剪影话文坛》、《一家之主》、《家住书坊边》,散文小说合集《冬青树》,短篇小说集《烛心》、《婚姻的故事》、《城南旧事》、《绿藻与咸蛋》;长篇小说《春风》、《晓云》、《孟珠的旅程》,广播剧集《薇薇的周记》、《林海音自选集》、《林海音童话集》,编选《中国近代作家与作品》,此外,还有许多文学评论、散文等。

  林海音被大家所共知的作品是描写旧北京社会风貌的小说《城南旧事》,它曾被搬上电影银幕而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影片通过小姑娘英子的眼睛,描写了当时北京形形色色和许许多多的人和事。通过看似狭小的描写,却反映了当时北京的整个历史面貌,有极强的社会意义。林海音在《城南旧事》“后记”里说:“这几年来,我陆续的完成了本书的这几篇。它们的故事不一定是真的,但写着它们的时候,人物却不断涌现在我的眼前,斜着嘴笑的兰姨娘,骑着小驴回老家的宋妈,不理我们小孩子的德先叔叔,椿树胡同的疯女人,井边的小伴侣,藏在草堆里的小偷。”仅从这个简单的人物罗列里就不难看出,作者虽然是书香门第出身的知识分子,但她小说里的人物却不局限于这个狭小的范围之内。她关心广大的社会,擅长描写形形色色的社会众生相。她小说里的人物大都是市民阶层的群相,而中心人物则是各种各样的妇女。她致力于刻画中国妇女的勤劳、贤达、温柔、善良的美德,更擅于表现她们心灵的桎梏和命运的悲剧。夸张一点说,她的每一篇小说都离不开妇女的悲剧。有人对此评价说:“她的写作大都是针对妇女问题。但她往往能从世界性妇女问题的症结,来思考今日台湾妇女的特殊遭遇,深度已达到超越女性的界限。如果把林海音看做老一辈女作家的灵魂性人物,那么可以说,由于时代潮流的限制,她们较少反叛性,她们的控诉和抗议是温和与微弱的。”林海音的小说内容大抵是童年回忆中的“城南旧事”,小说中或深或浅含有自传的痕迹。但是它的境地并不是窄狭的,如同一切有成就的作家那样,她的小说是以小见大,从《城南旧事》可以窥见时代风云。因此,她的作品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和社会意义,对台湾文坛也有一定的影响。

  它们排列成一长串,沉默地站着,等候人们的安排。天气又干又冷。拉骆驼的摘下了他的毡帽,秃瓢儿上冒着热气,是一股白色的烟,融入干冷的大气中。

  爸爸和他讲价钱。双峰的驼背上,每匹都驮着两麻袋煤。我在想,麻袋里面是“南山高末”呢?还是“乌金墨玉”呢?我常常看见顺城街煤栈的白墙上,写着这样几个大黑字。但是拉骆驼的说,他们从门头沟来,他们和骆驼,是一步一步走来的。

  另外一个拉骆驼的,在招呼骆驼们吃草料。它们把前脚一屈,屁股一撅,就跪了下来。

  我站在骆驼的面前,看它们吃草料咀嚼的样子:那样丑的脸,那样长的牙,那样安静的态度。它们咀嚼的时候,上牙和下牙交错地磨来磨去,大鼻孔里冒着热气,白沫子沾满在胡须上。我看得呆了,自己的牙齿也动起来。

  老师教给我,要学骆驼,沉得住气的动物。看它从不着急,慢慢地走,慢慢地嚼,总会走到的,总会吃饱的。也许它天生是该慢慢的,偶然躲避车子跑两步,姿势很难看。

  骆驼队伍过来时,你会知道,打头儿的那一匹,长脖子底下总会系着一个铃铛,走起来“铛、铛、铛”地响。

  爸爸告诉我,骆驼很怕狼,因为狼会咬它们,所以人类给它们带上了铃铛,狼听见铃铛的声音,知道那是有人类在保护着,就不敢侵犯了。

  “不是的,爸!它们软软的脚掌走在软软的沙漠上,没有一点点声音,你不是说,它们走上三天三夜都不喝一口水,只是不声不响地咀嚼着从胃里倒出来的食物吗?一定是拉骆驼的人们,耐不住那长途寂寞的旅程,所以才给骆驼带上了铃铛,增加一些行路的情趣。”

  冬天快过完了,春天就要来了,太阳特别的暖和,暖得让人想把棉袄脱下来。可不是吗?骆驼也脱掉它的旧驼绒袍子啦!它的毛皮一大块一大块地从身上掉下来,垂在肚皮底下。我真想拿把剪刀替它们剪一剪,因为太不整齐了。拉骆驼的人也一样,他们身上那件反穿大羊皮,也都脱下来了,搭在骆驼背的峰上。麻袋空了,“乌金墨玉”都卖了,铃铛在轻松的步伐里响得更清脆。

  夏天过去,秋天过去,冬天又来了,骆驼队又来了,但是童年却一去不还。冬阳底下学骆驼咀嚼的傻事,我也不会再做了。

  可是,我是多么想念童年住在北京城南的那些景色和人物啊!我对自己说,把它们写下来吧,让实际的童年过去,心灵的童年永存下来。

  我默默地想,慢慢地写。看见冬阳下的骆驼队走过来,听见缓慢悦耳的铃声,童年重临于我的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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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8—2001)林海音,台湾作家。原名林含英,小名英子,祖籍台湾省苗栗县,1918年出生于日本大阪。1921年随父母回到台湾;1923年又随全家迁居北京,并在北京城南定居下来。后毕业于北京新闻专科学校,并担任《世界日报》记者。一直到1948年才同丈夫、孩子一同回到故乡台湾。 2001年因患突发心肌梗塞、脑中风被送医急救,最终在2001年12月1日去世。迄今为止,已出版了18本书。有散文集《窗》(与何凡合作)、《两地》,散文小说合集《冬青树》,短篇小说集《烛心》《城南旧事》,长篇小说《春风》《晓云》,广播剧集《薇薇的周记》,另外有《林海音自选集》《林海音童话集》,编选《中国近代作家与作品》。此外,还有许多文学评论、散文等,散见于台湾报刊。

  林海音自幼在北京读书,长大后曾就读于女师,后进北京世界新闻专科学校。毕业后,即进北京《世界日报》当记者,还曾当过编辑、图书馆馆员。这些职业提供了广泛的机会,使她能较深入地了解旧北京的社会风貌,为后来的小说创作提供了许多素材。她的成名之作小说《城南旧事》即取材于这段生活。1948年林海音同丈夫回到台湾后,即被刚创刊不久的《国语日报》聘为编辑。1951年《联合日报》创刊,她被任为《联合日报》副刊主编,她的丈夫为主笔。这一时期,她特别注意扶植和的本土作家。如当时钟理和的稿子经常被退,林海音却常常使他的稿子重见天日。钟理和死后,林海音还替他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雨》,接着他的长篇小说《笠山农场》也在《联合日报》副刊上连载了。在主编《联合日报》副刊时,林海音刊登了一首名叫《船》的诗,内容是叙述有一艘船在大海里飘了很久,最后飘到一个孤岛上,金银财宝慢慢用完了,于是陷在困苦之中。台湾当局认为这是影射蒋介石到台湾后的生活状况,把作者抓了起来,林海音也因此不能再编副刊了。 林海音的创作是丰厚的。

  1957午《文星杂志》创刊,林海音任编辑,同时又担任世界新闻学校教员。1967年她创办和主编了《纯文学》月刊,直到1972年《纯文学》停刊后,她又独立负责纯文学出版社,出版《纯文学丛书》。

  1976年11月4日,中文报业协会第九届年会在香港富丽华酒店开幕,林海音以台湾代表团团员的身份出席,并发表演讲。她后期从事儿童文学。

  林海音的文学生涯发端甚早,始于北京,而这一切同她的家庭有密切的关系。林海音出身于书香门第,她的父亲林焕文是优秀的爱国知识分子,早年受汉学的熏陶,后来又在“国语学校”师范部接受日本教育,精通日文,曾任教于台湾新埔公学,著名的日据时期的台湾作家吴浊流做过他的学生。后来林焕文远渡重洋到日本经商,在那里生下长女英子——林海音。以后又迁居北京,任邮政局课长。林焕文人缘好,又慷慨仗义,这对童年的林海音影响很大。

  长大后林海音生活情趣广泛,不计牺牲,勇挑重担,慷慨助人,这些性格特点,可以说是承袭于父辈而发展于自身。由于父亲早逝,面对生活和社会的重压,林海音对社会的认识较之同龄人更成熟更深刻,所有这些都构成了她创作小说的动力和源泉。在北京时,林海音已开始了文学创作。1948年回到台湾后初期的一段时间,她撰写了一些杂文和散文,大约是在1951年,林海音才真正走上作家的道路。她的作品十分丰富,包括小说、散文、杂文、评论、儿童读物等多种体裁,而以小说创作为主。

  林海音作为台湾老一代的作家,对台湾文学事业的贡献集中表现在小说创作、培育新人和兴办刊物三个方面。关于兴办刊物,前面我们已经讲过,她除了担任新创办刊物的编辑外,还亲自创办《纯文学》月刊达五年之久,并以选择作品质量高而享誉文坛,推荐并发表了许多优秀作家的作品。后来又创办纯文学出版社,其宗旨与《纯文学》月刊相似,选书认真,注意质量,颇受读者欢迎,至今仍是台湾有影响的文学出版社之一。在培育新人方面,林海音可谓为培育台湾文坛的一代新人倾注了心血,功绩卓著。60年代以来台湾涌现出的许多文坛新秀,多受她的提携和影响。这固然与她长期担任报刊编辑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出自对文学事业的热爱和对造就新人的热情。台湾知名作家钟理和的一生可概括为“生前笔耕,死后成名”,他默默笔耕一辈子,生前不为人们所知,而他的死后成名却应归功于包括林海音在内的几位知音。林海音在《一些回忆》一文中曾说起这件事。钟理和死后,其长子写信给林海音,请求她能帮助出版其父的著作。林海音一口承担下来,然后用募捐来的钱出版了钟理和的作品《雨》,这时距死者祭日仅有百日;而死者的另一本书《笠山农场》也在其周年祭时出版了,完成了死者的最终遗愿。林海音还如同当年扶植钟理和那样,以其在文学界的影响来提携钟铁民,使钟铁民逐渐成长为台湾小说界的后起之秀。钟氏父子从林海音那里受益良多,而身受这种恩泽的又何止钟氏父子呢?林海音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末,主要生活在北京,差不多整整30年。她的青少年时代的最美好时光都是在北京度过的,因此,她对北京很熟悉,对北京的感情十分深沉,在台湾也常称北京是她的“第二故乡”。也因此她的作品的故事背景多发生在北京,作者通过这些故事背景的描写,给我们描绘出一幅幅古城北京的风俗画和风景画,从中流露出作者对昔日生活的眷恋和缅怀,以及热爱国家民族的思想情感。1948年她回到台湾后,台湾的社会生活和乡土习俗又注入到她的生活积累当中,她也因此写了一些发生在台湾的人和事。总之,林海音的生活积累有两个来源:一个来自旧北京,一个来自台湾。

  散文集:《窗》(与何凡合作)、《两地》、《作客美国》、《芸窗夜读》、《剪影话文坛》、《一家之主》、《家住书坊边》。

  林海音被大家所共知的作品是描写旧北京社会风貌的小说《城南旧事》,它曾被搬上电影银幕而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描写的是20世纪20年代末北京四合院里一家普通人的生活。《城南旧事》包括五个短篇小说,即《惠安馆》《我们看海去》《兰姨娘》《驴打滚儿》《爸爸的花儿落了》。影片通过小姑娘英子的眼睛,描写了当时北京形形色色和许许多多的人和事。通过看似狭小的描写,却反映了当时北京的整个历史面貌,有极强的社会意义。林海音在《城南旧事》“后记”里说:“这几年来,我陆续的完成了本书的这几篇。它们的故事不一定是真的,但写着它们的时候,人物却不断涌现在我的眼前,斜着嘴笑的兰姨娘,骑着小驴回老家的宋妈,不理我们小孩子的德先叔叔,椿树胡同的疯女人,井边的小伴侣,藏在草堆里的小偷。”仅从这个简单的人物罗列里就不难看出,作者虽然是书香门第出身的知识分子,但她小说里的人物却不局限于这个狭小的范围之内。她关心广大的社会,擅长描写形形色色的社会众生相。她小说里的人物大都是市民阶层的群相,而中心人物则是各种各样的妇女。她致力于刻画中国妇女的勤劳、贤达、温柔、善良的美德,更擅于表现她们心灵的桎梏和命运的悲剧。夸张一点说,她的每一篇小说都离不开妇女的悲剧。有人对此评价说:“她的写作大都是针对妇女问题。但她往往能从世界性妇女问题的症结,来思考今日台湾妇女的特殊遭遇,深度已达到超越女性的界限。如果把林海音看做老一辈女作家的灵魂性人物,那么可以说,由于时代潮流的限制,她们较少反叛性,她们的控诉和抗议是温和与微弱的。”林海音的小说内容大抵是童年回忆中的“城南旧事”,小说中或深或浅含有自传的痕迹。但是它的境地并不是窄狭的,如同一切有成就的作家那样,她的小说是以小见大,从《城南旧事》可以窥见时代风云。因此,她的作品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和社会意义,对台湾文坛也有一定的影响。 全书在淡淡的忧伤中弥漫着浓浓的诗意。

  新建的大礼堂里,坐满了人;我们毕业生坐在前八排,我又是坐在最前一排的中间位子上。我的衣襟上有一朵粉红色的夹竹桃,是临来时妈妈从院子里摘下来给我别上的。她说:

  昨天我去看爸爸,他的喉咙肿胀着,声音是低哑的。我告诉爸,行毕业典礼的时候,我代表全体同学领毕业证书,并且致谢词。我问爸,能不能起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六年前他参加了我们学校的那次欢送毕业同学同乐会时,曾经要我好好用功,六年后也代表同学领毕业证书和致谢词。今天,“六年后”到了,我真的被选做这件事。 爸爸哑着嗓子,拉起我的手笑笑说:

  “那么爸不也可以硬着头皮从床上起来到我们学校去吗?” 爸爸看着我,摇摇头,不说话了。他把脸转向墙那边,举起他的手,看那上面的指甲。然后,他又转过脸来叮嘱我:

  “明天要早起,收拾好就到学校去,这是你在小学的最后一天了,可不能迟到!”

  “是。”我虽然这么答应了,但是觉得爸爸讲的话很使我不舒服,自从六年前的那一次,我何曾再迟到过?

  当我在一年级的时候,就有早晨赖在床上不起床的毛病。每天早晨醒来,看到阳光照到玻璃窗上,我的心里就是一阵愁:已经这么晚了,等起来,洗脸,扎辫子,换制服,再到学校去,准又是一进教室被罚站在门边。同学们的眼光,会一个个向你投过来。我虽然很懒惰,却也知道害羞呀!所以又愁又怕,每天都是怀着恐惧的心情,奔向学校去。最糟的是爸爸不许小孩子上学乘车的,他不管你晚不晚。有一天,下大雨,我醒来就知道不早了,因为爸爸已经在吃早点。我听着,望着大雨,心里愁得了不得。我上学不但要晚了,而且要被妈妈打扮得穿上肥大的夹袄(是在夏天!),和踢拖着不合脚的油鞋,举着一把大油纸伞,走向学校去!想到这么不舒服的上学,我竟有勇气赖在床上不起来了。等一下,妈妈进来了。她看我还没有起床,吓了一跳,催促着我,但是我皱紧了眉头,低声向妈哀求说:

  妈妈就是做不了爸爸的主意,当她转身出去,爸爸就进来了。他瘦瘦高高的,站在床前来,瞪着我:

  爸气极了,一把把我从床上拖起来,我的眼泪就流出来了。爸左看右看,结果从桌上抄起鸡毛掸子倒转来拿,藤鞭子在空中一抡,就发出咻咻的声音,我挨打了!爸把我从床头打到床角,从床上打到床下,外面的雨声混合着我的哭声。我哭号,躲避,最后还是冒着大雨上学去了。我是一只狼狈的小狗,被宋妈抱上了洋车第一次花五大枚坐车去上学。

  我坐在放下雨篷的洋车里,一边抽抽答答地哭着,一边撩起裤脚来检查我的伤痕。那一条条鼓起的鞭痕,是红的,而且发着热。我把裤脚向下拉了拉,遮盖住最下面的一条伤痕,我最怕被同学耻笑。

  虽然迟到了,但是老师并没有罚我站,这是因为下雨天可以原谅的缘故。老师教我们先静默再读书。坐直身子,手背在身后,闭上眼睛,静静地想五分钟。老师说:想想看,你是不是听爸妈和老师的话?昨天的功课有没有做好?今天的功课全带来了吗?早晨跟爸妈有礼貌地告别了吗?……我听到这儿,鼻子抽答了一下,幸好我的眼睛是闭着的,泪水不至于流出来。

  正在静默的当中,我的肩头被拍了一下,急忙地睁开了眼,原来是老师站在我的位子边。他用眼势告诉我,教我向教室的窗外看去,我猛一转头看,是爸爸那瘦高的影子!

  我刚安静下来的心又害怕起来了!爸为什么追到学校来?爸爸点头示意招我出去。我看看老师,征求他的同意,老师也微笑地点点头,表示答应我出去。 我走出了教室,站在爸面前。爸没说什么,打开了手中的包袱,拿出来的是我的花夹袄。他递给我,看着我穿上,又拿出两个铜板来给我。

  后来怎么样了,我已经不记得,因为那是六年以前的事了。只记得,从那以后,到今天,每天早晨我都是等待着校工开大铁栅校门的学生之一。冬天的清晨站在校门前,戴着露出五个手指头的那种手套,举了一块热乎乎的烤白薯在吃着。夏天的早晨站在校门前,手里举着从花池里摘下的玉簪花,送给亲爱的韩老师,她教我跳舞。

  啊!这样的早晨,一年年都过去了,今天是我最后一天在这学校里啦!当当当,钟响了,毕业典礼就要开始。看外面的天,有点阴,我忽然想,爸爸会不会忽然从床上起来,给我送来花夹袄?我又想,爸爸的病几时才能好?妈妈今早的眼睛为什么红肿着?院里大盆的石榴和夹竹桃今年爸爸都没有给上麻渣,他为了叔叔给日本人害死,急得吐血了。到了五月节,石榴花没有开得那么红,那么大。如果秋天来了,爸还要买那样多的菊花,摆满在我们的院子里、廊檐下、客厅的花架上吗?

  每天他下班回来,我们在门口等他,他把草帽推到头后面抱起弟弟,经过自来水龙头,拿起灌满了水的喷水壶,唱着歌儿走到后院来。他回家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浇花。那时太阳快要下去了,院子里吹着凉爽的风,爸爸摘下一朵茉莉插到瘦鸡妹妹的头发上。陈家的伯伯对爸爸说:“老林,你这样喜欢花,所以你太太生了一堆女儿!”我有四个妹妹,只有两个弟弟。我才十二岁…… 我为什么总想到这些呢?韩主任已经上台了,他很正经地说:

  “各位同学都毕业了,就要离开上了六年的小学到中学去读书,做了中学生就不是小孩子了,当你们回到小学来看老师的时候,我一定高兴看你们都长高了,长大了……”

  于是我唱了五年的骊歌,现在轮到同学们唱给我们送别:“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问君此去几时来,来时莫徘徊!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人生难得是欢聚,惟有别离多……”

  我哭了,我们毕业生都哭了。我们是多么喜欢长高了变成大人,我们又是多么怕呢!当我们回到小学来的时候,无论长得多么高,多么大,老师!你们要永远拿我当个孩子呀!

  虽然,这些人都随着我的长大没有了影子了。是跟着我失去的童年一起失去了吗?

  于是他数了钱,告诉我怎样到东交民巷的正金银行去寄这笔钱到最里面的台子上去要一张寄款单,填上“金柒拾圆也”,写上日本横滨的地址,交给柜台里的小日本儿!我虽然很害怕,但是也得硬着头皮去。这是爸爸说的,无论什么困难的事,只要硬着头皮去做,就闯过去了。

  我心情紧张,手里捏紧一卷钞票到银行去。等到从高台阶的正金银行出来,看着东交民巷街道中的花圃种满了蒲公英,我高兴地想:闯过来了,快回家去,告诉爸爸,并且要他明天在花池里也种满蒲公英。

  快回家去!快回家去!拿着刚发下来的小学毕业文凭红丝带子系着的白纸筒,催着自己,我好像怕赶不上什么事情似的,为什么呀?

  进了家门来,静悄悄的,四个妹妹和两个弟弟都坐在院子里的小板凳上,他们在玩沙土,旁边的夹竹桃不知什么时候垂下了好几个枝子,散散落落地很不像样,是因为爸爸今年没有收拾它们修剪、捆扎和施肥。石榴树大盆底下也有几粒没有长成的小石榴,我很生气,问妹妹们:

  “大小姐,别说什么告诉你爸爸了,你妈妈刚从医院来了电话,叫你赶快去,你爸爸已经……”他为什么不说下去了?我忽然觉得着急起来,大声喊着说:“你说什么?老高。”

  瘦鸡妹妹还在抢燕燕的小玩意儿,弟弟把沙土灌进玻璃瓶里。是的,这里就数我大了,我是小小的大人。我对老高说:

  “老高,我知道是什么事了,我就去医院。”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镇定,这样的安静。

  我把小学毕业文凭,放到书桌的抽屉里,再出来,老高已经替我雇好了到医院的车子。走过院子,看到那垂落的夹竹桃,我默念着:

  它们排列成一长串,沉默地站着,等候人们的安排。天气又干又冷。拉骆驼的摘下了他的毡帽,秃瓢儿上冒着热气,是一股白色的烟,融入干冷的大气中。

  爸爸和他讲价钱。双峰的驼背上,每匹都驮着两麻袋煤。我在想,麻袋里面是“南山高末”呢?还是“乌金墨玉”呢?我常常看见顺城街煤栈的白墙上,写着这样几个大黑字。但是拉骆驼的说,他们从门头沟来,他们和骆驼,是一步一步走来的。

  另外一个拉骆驼的,在招呼骆驼们吃草料。它们把前脚一屈,屁股一撅,就跪了下来。

  我站在骆驼的面前,看它们吃草料咀嚼的样子:那样丑的脸,那样长的牙,那样安静的态度。它们咀嚼的时候,上牙和下牙交错地磨来磨去,大鼻孔里冒着热气,白沫子沾满在胡须上。我看得呆了,自己的牙齿也动起来。

  老师教给我,要学骆驼,沉得住气的动物。看它从不着急,慢慢地走,慢慢地嚼,总会走到的,总会吃饱的。也许它天生是该慢慢的,偶然躲避车子跑两步,姿势很难看。

  骆驼队伍过来时,你会知道,打头儿的那一匹,长脖子底下总会系着一个铃铛,走起来“铛、铛、铛”地响。

  爸爸告诉我,骆驼很怕狼,因为狼会咬它们,所以人类给它们带上了铃铛,狼听见铃铛的声音,知道那是有人类在保护着,就不敢侵犯了。

  “不是的,爸!它们软软的脚掌走在软软的沙漠上,没有一点点声音,你不是说,它们走上三天三夜都不喝一口水,只是不声不响地咀嚼着从胃里倒出来的食物吗?一定是拉骆驼的人们,耐不住那长途寂寞的旅程,所以才给骆驼带上了铃铛,增加一些行路的情趣。”

  冬天快过完了,春天就要来了,太阳特别的暖和,暖得让人想把棉袄脱下来。可不是吗?骆驼也脱掉它的旧驼绒袍子啦!它的毛皮一大块一大块地从身上掉下来,垂在肚皮底下。我真想拿把剪刀替它们剪一剪,因为太不整齐了。拉骆驼的人也一样,他们身上那件反穿大羊皮,也都脱下来了,搭在骆驼背的峰上。麻袋空了,“乌金墨玉”都卖了,铃铛在轻松的步伐里响得更清脆。

  夏天过去,秋天过去,冬天又来了,骆驼队又来了,但是童年却一去不还。冬阳底下学骆驼咀嚼的傻事,我也不会再做了。

  可是,我是多么想念童年住在北京城南的那些景色和人物啊!我对自己说,把它们写下来吧,让实际的童年过去,心灵的童年永存下来。

  我默默地想,慢慢地写。看见冬阳下的骆驼队走过来,听见缓慢悦耳的铃声,童年重临于我的心头。

  展开全部林海音(1918—2001)林海音,台湾作家。原名林含英,小名英子,祖籍台湾省苗栗县,1918年出生于日本大阪。1921年随父母回到台湾;1923年又随全家迁居北京,并在北京城南定居下来。后毕业于北京新闻专科学校,并担任《世界日报》记者。一直到1948年才同丈夫、孩子一同回到故乡台湾。 2001年因患突发心肌梗塞、脑中风被送医急救,最终在2001年12月1日去世。迄今为止,已出版了18本书。有散文集《窗》(与何凡合作)、《两地》,散文小说合集《冬青树》,短篇小说集《烛心》《城南旧事》,长篇小说《春风》《晓云》,广播剧集《薇薇的周记》,另外有《林海音自选集》《林海音童话集》,编选《中国近代作家与作品》。此外,还有许多文学评论、散文等,散见于台湾报刊。

  林海音自幼在北京读书,长大后曾就读于女师,后进北京世界新闻专科学校。毕业后,即进北京《世界日报》当记者,还曾当过编辑、图书馆馆员。这些职业提供了广泛的机会,使她能较深入地了解旧北京的社会风貌,为后来的小说创作提供了许多素材。她的成名之作小说《城南旧事》即取材于这段生活。1948年林海音同丈夫回到台湾后,即被刚创刊不久的《国语日报》聘为编辑。1951年《联合日报》创刊,她被任为《联合日报》副刊主编,她的丈夫为主笔。这一时期,她特别注意扶植和的本土作家。如当时钟理和的稿子经常被退,林海音却常常使他的稿子重见天日。钟理和死后,林海音还替他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雨》,接着他的长篇小说《笠山农场》也在《联合日报》副刊上连载了。在主编《联合日报》副刊时,林海音刊登了一首名叫《船》的诗,内容是叙述有一艘船在大海里飘了很久,最后飘到一个孤岛上,金银财宝慢慢用完了,于是陷在困苦之中。台湾当局认为这是影射蒋介石到台湾后的生活状况,把作者抓了起来,林海音也因此不能再编副刊了。 林海音的创作是丰厚的。

  1957午《文星杂志》创刊,林海音任编辑,同时又担任世界新闻学校教员。1967年她创办和主编了《纯文学》月刊,直到1972年《纯文学》停刊后,她又独立负责纯文学出版社,出版《纯文学丛书》。

  1976年11月4日,中文报业协会第九届年会在香港富丽华酒店开幕,林海音以台湾代表团团员的身份出席,并发表演讲。她后期从事儿童文学。

  林海音的文学生涯发端甚早,始于北京,而这一切同她的家庭有密切的关系。林海音出身于书香门第,她的父亲林焕文是优秀的爱国知识分子,早年受汉学的熏陶,后来又在“国语学校”师范部接受日本教育,精通日文,曾任教于台湾新埔公学,著名的日据时期的台湾作家吴浊流做过他的学生。后来林焕文远渡重洋到日本经商,在那里生下长女英子——林海音。以后又迁居北京,任邮政局课长。林焕文人缘好,又慷慨仗义,这对童年的林海音影响很大。

  长大后林海音生活情趣广泛,不计牺牲,勇挑重担,慷慨助人,这些性格特点,可以说是承袭于父辈而发展于自身。由于父亲早逝,面对生活和社会的重压,林海音对社会的认识较之同龄人更成熟更深刻,所有这些都构成了她创作小说的动力和源泉。在北京时,林海音已开始了文学创作。1948年回到台湾后初期的一段时间,她撰写了一些杂文和散文,大约是在1951年,林海音才真正走上作家的道路。她的作品十分丰富,包括小说、散文、杂文、评论、儿童读物等多种体裁,而以小说创作为主。

  林海音作为台湾老一代的作家,对台湾文学事业的贡献集中表现在小说创作、培育新人和兴办刊物三个方面。关于兴办刊物,前面我们已经讲过,她除了担任新创办刊物的编辑外,还亲自创办《纯文学》月刊达五年之久,并以选择作品质量高而享誉文坛,推荐并发表了许多优秀作家的作品。后来又创办纯文学出版社,其宗旨与《纯文学》月刊相似,选书认真,注意质量,颇受读者欢迎,至今仍是台湾有影响的文学出版社之一。在培育新人方面,林海音可谓为培育台湾文坛的一代新人倾注了心血,功绩卓著。60年代以来台湾涌现出的许多文坛新秀,多受她的提携和影响。这固然与她长期担任报刊编辑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出自对文学事业的热爱和对造就新人的热情。台湾知名作家钟理和的一生可概括为“生前笔耕,死后成名”,他默默笔耕一辈子,生前不为人们所知,而他的死后成名却应归功于包括林海音在内的几位知音。林海音在《一些回忆》一文中曾说起这件事。钟理和死后,其长子写信给林海音,请求她能帮助出版其父的著作。林海音一口承担下来,然后用募捐来的钱出版了钟理和的作品《雨》,这时距死者祭日仅有百日;而死者的另一本书《笠山农场》也在其周年祭时出版了,完成了死者的最终遗愿。林海音还如同当年扶植钟理和那样,以其在文学界的影响来提携钟铁民,使钟铁民逐渐成长为台湾小说界的后起之秀。钟氏父子从林海音那里受益良多,而身受这种恩泽的又何止钟氏父子呢?林海音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末,主要生活在北京,差不多整整30年。她的青少年时代的最美好时光都是在北京度过的,因此,她对北京很熟悉,对北京的感情十分深沉,在台湾也常称北京是她的“第二故乡”。也因此她的作品的故事背景多发生在北京,作者通过这些故事背景的描写,给我们描绘出一幅幅古城北京的风俗画和风景画,从中流露出作者对昔日生活的眷恋和缅怀,以及热爱国家民族的思想情感。1948年她回到台湾后,台湾的社会生活和乡土习俗又注入到她的生活积累当中,她也因此写了一些发生在台湾的人和事。总之,林海音的生活积累有两个来源:一个来自旧北京,一个来自台湾。

  散文集:《窗》(与何凡合作)、《两地》、《作客美国》、《芸窗夜读》、《剪影话文坛》、《一家之主》、《家住书坊边》。

  林海音被大家所共知的作品是描写旧北京社会风貌的小说《城南旧事》,它曾被搬上电影银幕而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描写的是20世纪20年代末北京四合院里一家普通人的生活。《城南旧事》包括五个短篇小说,即《惠安馆》《我们看海去》《兰姨娘》《驴打滚儿》《爸爸的花儿落了》。影片通过小姑娘英子的眼睛,描写了当时北京形形色色和许许多多的人和事。通过看似狭小的描写,却反映了当时北京的整个历史面貌,有极强的社会意义。林海音在《城南旧事》“后记”里说:“这几年来,我陆续的完成了本书的这几篇。它们的故事不一定是真的,但写着它们的时候,人物却不断涌现在我的眼前,斜着嘴笑的兰姨娘,骑着小驴回老家的宋妈,不理我们小孩子的德先叔叔,椿树胡同的疯女人,井边的小伴侣,藏在草堆里的小偷。”仅从这个简单的人物罗列里就不难看出,作者虽然是书香门第出身的知识分子,但她小说里的人物却不局限于这个狭小的范围之内。她关心广大的社会,擅长描写形形色色的社会众生相。她小说里的人物大都是市民阶层的群相,而中心人物则是各种各样的妇女。她致力于刻画中国妇女的勤劳、贤达、温柔、善良的美德,更擅于表现她们心灵的桎梏和命运的悲剧。夸张一点说,她的每一篇小说都离不开妇女的悲剧。有人对此评价说:“她的写作大都是针对妇女问题。但她往往能从世界性妇女问题的症结,来思考今日台湾妇女的特殊遭遇,深度已达到超越女性的界限。如果把林海音看做老一辈女作家的灵魂性人物,那么可以说,由于时代潮流的限制,她们较少反叛性,她们的控诉和抗议是温和与微弱的。”林海音的小说内容大抵是童年回忆中的“城南旧事”,小说中或深或浅含有自传的痕迹。但是它的境地并不是窄狭的,如同一切有成就的作家那样,她的小说是以小见大,从《城南旧事》可以窥见时代风云。因此,她的作品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和社会意义,对台湾文坛也有一定的影响。 全书在淡淡的忧伤中弥漫着浓浓的诗意。

  新建的大礼堂里,坐满了人;我们毕业生坐在前八排,我又是坐在最前一排的中间位子上。我的衣襟上有一朵粉红色的夹竹桃,是临来时妈妈从院子里摘下来给我别上的。她说:

  昨天我去看爸爸,他的喉咙肿胀着,声音是低哑的。我告诉爸,行毕业典礼的时候,我代表全体同学领毕业证书,并且致谢词。我问爸,能不能起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六年前他参加了我们学校的那次欢送毕业同学同乐会时,曾经要我好好用功,六年后也代表同学领毕业证书和致谢词。今天,“六年后”到了,我真的被选做这件事。 爸爸哑着嗓子,拉起我的手笑笑说:

  “那么爸不也可以硬着头皮从床上起来到我们学校去吗?” 爸爸看着我,摇摇头,不说话了。他把脸转向墙那边,举起他的手,看那上面的指甲。然后,他又转过脸来叮嘱我:

  “明天要早起,收拾好就到学校去,这是你在小学的最后一天了,可不能迟到!”

  “是。”我虽然这么答应了,但是觉得爸爸讲的话很使我不舒服,自从六年前的那一次,我何曾再迟到过?

  当我在一年级的时候,就有早晨赖在床上不起床的毛病。每天早晨醒来,看到阳光照到玻璃窗上,我的心里就是一阵愁:已经这么晚了,等起来,洗脸,扎辫子,换制服,再到学校去,准又是一进教室被罚站在门边。同学们的眼光,会一个个向你投过来。我虽然很懒惰,却也知道害羞呀!所以又愁又怕,每天都是怀着恐惧的心情,奔向学校去。最糟的是爸爸不许小孩子上学乘车的,他不管你晚不晚。有一天,下大雨,我醒来就知道不早了,因为爸爸已经在吃早点。我听着,望着大雨,心里愁得了不得。我上学不但要晚了,而且要被妈妈打扮得穿上肥大的夹袄(是在夏天!),和踢拖着不合脚的油鞋,举着一把大油纸伞,走向学校去!想到这么不舒服的上学,我竟有勇气赖在床上不起来了。等一下,妈妈进来了。她看我还没有起床,吓了一跳,催促着我,但是我皱紧了眉头,低声向妈哀求说:

  妈妈就是做不了爸爸的主意,当她转身出去,爸爸就进来了。他瘦瘦高高的,站在床前来,瞪着我:

  爸气极了,一把把我从床上拖起来,我的眼泪就流出来了。爸左看右看,结果从桌上抄起鸡毛掸子倒转来拿,藤鞭子在空中一抡,就发出咻咻的声音,我挨打了!爸把我从床头打到床角,从床上打到床下,外面的雨声混合着我的哭声。我哭号,躲避,最后还是冒着大雨上学去了。我是一只狼狈的小狗,被宋妈抱上了洋车第一次花五大枚坐车去上学。

  我坐在放下雨篷的洋车里,一边抽抽答答地哭着,一边撩起裤脚来检查我的伤痕。那一条条鼓起的鞭痕,是红的,而且发着热。我把裤脚向下拉了拉,遮盖住最下面的一条伤痕,我最怕被同学耻笑。

  虽然迟到了,但是老师并没有罚我站,这是因为下雨天可以原谅的缘故。老师教我们先静默再读书。坐直身子,手背在身后,闭上眼睛,静静地想五分钟。老师说:想想看,你是不是听爸妈和老师的话?昨天的功课有没有做好?今天的功课全带来了吗?早晨跟爸妈有礼貌地告别了吗?……我听到这儿,鼻子抽答了一下,幸好我的眼睛是闭着的,泪水不至于流出来。

  正在静默的当中,我的肩头被拍了一下,急忙地睁开了眼,原来是老师站在我的位子边。他用眼势告诉我,教我向教室的窗外看去,我猛一转头看,是爸爸那瘦高的影子!

  我刚安静下来的心又害怕起来了!爸为什么追到学校来?爸爸点头示意招我出去。我看看老师,征求他的同意,老师也微笑地点点头,表示答应我出去。 我走出了教室,站在爸面前。爸没说什么,打开了手中的包袱,拿出来的是我的花夹袄。他递给我,看着我穿上,又拿出两个铜板来给我。

  后来怎么样了,我已经不记得,因为那是六年以前的事了。只记得,从那以后,到今天,每天早晨我都是等待着校工开大铁栅校门的学生之一。冬天的清晨站在校门前,戴着露出五个手指头的那种手套,举了一块热乎乎的烤白薯在吃着。夏天的早晨站在校门前,手里举着从花池里摘下的玉簪花,送给亲爱的韩老师,她教我跳舞。

  啊!这样的早晨,一年年都过去了,今天是我最后一天在这学校里啦!当当当,钟响了,毕业典礼就要开始。看外面的天,有点阴,我忽然想,爸爸会不会忽然从床上起来,给我送来花夹袄?我又想,爸爸的病几时才能好?妈妈今早的眼睛为什么红肿着?院里大盆的石榴和夹竹桃今年爸爸都没有给上麻渣,他为了叔叔给日本人害死,急得吐血了。到了五月节,石榴花没有开得那么红,那么大。如果秋天来了,爸还要买那样多的菊花,摆满在我们的院子里、廊檐下、客厅的花架上吗?

  每天他下班回来,我们在门口等他,他把草帽推到头后面抱起弟弟,经过自来水龙头,拿起灌满了水的喷水壶,唱着歌儿走到后院来。他回家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浇花。那时太阳快要下去了,院子里吹着凉爽的风,爸爸摘下一朵茉莉插到瘦鸡妹妹的头发上。陈家的伯伯对爸爸说:“老林,你这样喜欢花,所以你太太生了一堆女儿!”我有四个妹妹,只有两个弟弟。我才十二岁…… 我为什么总想到这些呢?韩主任已经上台了,他很正经地说:

  “各位同学都毕业了,就要离开上了六年的小学到中学去读书,做了中学生就不是小孩子了,当你们回到小学来看老师的时候,我一定高兴看你们都长高了,长大了……”

  于是我唱了五年的骊歌,现在轮到同学们唱给我们送别:“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问君此去几时来,来时莫徘徊!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人生难得是欢聚,惟有别离多……”

  我哭了,我们毕业生都哭了。我们是多么喜欢长高了变成大人,我们又是多么怕呢!当我们回到小学来的时候,无论长得多么高,多么大,老师!你们要永远拿我当个孩子呀!

  虽然,这些人都随着我的长大没有了影子了。是跟着我失去的童年一起失去了吗?

  于是他数了钱,告诉我怎样到东交民巷的正金银行去寄这笔钱到最里面的台子上去要一张寄款单,填上“金柒拾圆也”,写上日本横滨的地址,交给柜台里的小日本儿!我虽然很害怕,但是也得硬着头皮去。这是爸爸说的,无论什么困难的事,只要硬着头皮去做,就闯过去了。

  我心情紧张,手里捏紧一卷钞票到银行去。等到从高台阶的正金银行出来,看着东交民巷街道中的花圃种满了蒲公英,我高兴地想:闯过来了,快回家去,告诉爸爸,并且要他明天在花池里也种满蒲公英。

  快回家去!快回家去!拿着刚发下来的小学毕业文凭红丝带子系着的白纸筒,催着自己,我好像怕赶不上什么事情似的,为什么呀?

  进了家门来,静悄悄的,四个妹妹和两个弟弟都坐在院子里的小板凳上,他们在玩沙土,旁边的夹竹桃不知什么时候垂下了好几个枝子,散散落落地很不像样,是因为爸爸今年没有收拾它们修剪、捆扎和施肥。石榴树大盆底下也有几粒没有长成的小石榴,我很生气,问妹妹们:

  “大小姐,别说什么告诉你爸爸了,你妈妈刚从医院来了电话,叫你赶快去,你爸爸已经……”他为什么不说下去了?我忽然觉得着急起来,大声喊着说:“你说什么?老高。”

  瘦鸡妹妹还在抢燕燕的小玩意儿,弟弟把沙土灌进玻璃瓶里。是的,这里就数我大了,我是小小的大人。我对老高说:

  “老高,我知道是什么事了,我就去医院。”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镇定,这样的安静。

  我把小学毕业文凭,放到书桌的抽屉里,再出来,老高已经替我雇好了到医院的车子。走过院子,看到那垂落的夹竹桃,我默念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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